盐城市淮剧团演员陈晓欧进小学教戏。盐城市淮剧团供图
年轻人演给年轻人看
早冬,盐城市世纪公园东南角,盐城市淮剧团所在小楼右侧的排练厅里,青年演员们正在进行日常练习。“这是剧团最近推出的新剧《金鳞记》,参演的30名演员都是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过几天就要首演了。”年轻花旦姜辰颖说。
2013年,13岁的姜辰颖考入盐城市淮剧团,进入剧团与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成立的六年制“盐淮班”学习。那一年,包括姜辰颖在内的30名十二三岁的小学员成为盐城市淮剧团的“定向委培生”。小学员的学戏之路非常辛苦,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练嗓子,每天都要练十几个小时的基本功,风雨无阻,寒暑不断。经过4年的勤学苦练,2017年,30名新生代演员全部回到剧团实习。“戏苗子”的培养很有成效。他们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淮剧《菜籽花开》《送你过江》分别获得江苏省第三届和第四届“文华大奖”。几年下来,30名年轻演员一个也没流失,他们迅速成长为剧团的中坚力量。
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盐城市淮剧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今年28岁的花延伟是盐城市盐都区的一名声乐老师,同时也是盐城市淮剧团的“铁杆戏迷”。小时候,花延伟家里开音像店,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淮剧光碟。淮剧光碟听多了,他对淮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着光碟学,咿咿呀呀地哼,久而久之,学会了不少淮剧经典唱段。大学毕业后来到盐都区工作,在盐都文化艺术中心,花延伟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看了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出。他发现,现在的淮剧和小时候听到的老戏已经不一样了。让花延伟感受最深的是,过去“香火戏”“门叹词”之类的悲调少了,唱腔变得更细腻柔美,更有感染力了。音乐风格上也有较大的改进,过去,伴奏乐器以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为主,如今,还加入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更多时尚元素融入淮剧里,更符合年轻观众的口味了。”花延伟说。
盐城市淮剧团每年要开展近30场“送戏进校园”活动,给孩子们带来精彩淮剧演出的同时,演员们走进教室,走上讲台,面对面教孩子们唱戏,培养学生们的戏曲素养。
每周三、周四的下午,剧团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程红都会到当地的小学教戏,教孩子们穿戏服、画戏妆、展开歌喉演唱,沉浸式感受淮剧的魅力。葛子钰是盐都区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淮剧。一年多前,她加入学校的淮剧兴趣班,跟着程红学唱淮剧,目前已经会唱好几个经典的淮剧选段。葛子钰全家人因此都喜欢上了淮剧。
团长张正余明显地感觉到,与过去相比,舞台下年轻的观众多起来了,还有不少中小学生。年轻人看戏时更喜欢互动,在观众席上,有的拍起了小视频发朋友圈,有的拿出手机开启了直播。每次演出,看着台上台下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张正余就笑逐颜开。一场场演出下来,盐城市淮剧团不断在年轻人中“圈粉”。
最重要的舞台在农村
盐城市淮剧团的院子里,停靠着一辆白色东风牌中型货柜车,车身上画着一个头戴雉翎、身背靠旗的武旦形象,看上去栩栩如生、威风凛凛。十几年来,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员们坐着这辆车,把一台台淮剧大戏送到大街小巷,送到田间地头。在盐城市盐都区,几乎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盐城市淮剧团演员们的身影。
盐城人大多爱看淮剧。淮剧发源于江苏盐城里下河一带以及淮安市,至今仍流行于江苏、上海以及安徽部分地区。江苏很多市、县都有自己的淮剧团。别看盐城市淮剧团只是一个基层剧团,身上的“光环”可不少——曾9次携新剧进京,也曾远赴欧洲进行交流演出,获得的各种奖牌奖杯多不胜数。
但在团员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舞台,还在广袤的农村。十几年来,盐城市淮剧团每年演出300多场,其中“送戏下乡”近200场。为了不给村民们添麻烦,无论是资历丰富的国家一级演员,还是刚来不久的新人,都备有一个被包和一个网篮,每次出远门,被包装得满满的,网篮里水瓶、水杯、餐具、洗漱用品等应有尽有。
搭建的临时舞台简陋粗糙,可热情洋溢的观众总能让演员们演得带劲。
2016年秋,剧团到一个偏远的村子演出。天公不作美,开演前半小时,突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主持人只好宣布演出取消,台下的观众也慢慢散了,可还有十几位戏迷一直撑着伞,迟迟不愿离去。演员们眼睛湿润了。风雨稍缓,演员们就冒着雨把戏演完。
有一次,剧团到泰州兴化演出,车刚开到村口,鞭炮声就“噼里啪啦”响起来了。透过车窗玻璃,演员们远远地看到,村民列着队,拉着长长的横幅欢迎他们到来。车还没停稳,村民就围了上来,争抢着邀请演员们到家里去住。很多时候,演出刚完,后台就挤满了人,年轻人凑上来拉着演员们合影留念,老人们则捧着瓜果小吃往演员手里塞,小小的后台瞬间成为火热的“追星”现场。
哪怕只是送戏到一个村,剧团通常也会派出最强阵容。多年来,通过一场场乡间田埂上的高水准演出,他们把戏演进了观众的心里。
盐城市淮剧团露天演出现场。盐城市淮剧团供图
演好戏,演精彩的戏
今年55岁的刘婵是一名资深的淮剧戏迷,每逢庙会上有淮剧演出,或者村里有人家请民间淮剧团来演出,她就带着小板凳找个最靠前的位置坐下来,一直看到演出散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盐城市淮剧团这几年推出的一系列新作品却让她有了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刘婵工作很忙,但只要盐城市淮剧团有演出,她就会前来捧场,尤其是每逢剧团有新戏出炉时,她会连着看很多场,百看不厌。在她看来,这些新剧不仅唱腔动人,表演唯美,而且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大都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身边事,故事贴近生活,让观众觉得自己既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
最初的淮剧多为民间生活小戏,内容简单纯朴,语言诙谐风趣。盐城市淮剧团的不少新戏继承了这一传统,以轻喜剧的方式,演身边人,讲身边事。
《鸡毛蒜皮》《十品村官》《半车老师》《菜籽花开》《送你过江》《为你绽放》《宋公堤》……近年来,盐城市淮剧团下了大功夫,创作出多部新编现代戏,几乎部部精彩。尤其是《鸡毛蒜皮》和《十品村官》,演出都在1000场以上,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鸡毛蒜皮》中,两户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朴实机智的村民组长巧妙劝解,最终让两家人握手言和。戏演到哪里,就在哪里引起一连串会心的笑声。有一次在淮安博里镇的演出结束后,当地的司法助理跑到后台说:“这部戏编得太好了,我们现在的工作要解决的,全是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这部戏演完,以后我们再去做工作,就会容易多了。”这部作品,也成为第一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淮剧。
《宋公堤》讲述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首任县长宋乃德在没人、没粮、没钱的情况下,四处奔走,动员群众,带领军民筑成近百里的拦海大堤,全心全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2022年11月,在滨海县会议中心演出结束后,滨海县五汛镇党委书记邀请剧团到即将开始的党员培训班来演一场,“今年的培训,我就不开会了,你们这两个小时的演出,比我开3天的会还管用!”
剧目还能为观众“量身定制”。有一次,盐城某开发区的安置工作遇到了困难,部分居民产生了一些担忧和疑虑。负责人请剧团排了一部小戏,将想讲的政策、道理蕴含在生动的故事中,到开发区演了几场,终于赢得居民们的理解和支持,顺利完成了搬迁。
一次演出散场,有位观众来到后台,感慨地对张正余说:“我看过你们团的很多戏,发现不管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内容都离不开8个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确,这些精彩的作品,不仅为剧团斩获了大量奖项,吸引了一大批“铁杆粉丝”,更如无声细雨,润泽着老百姓的心。王伟健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